北魏末年统治阶级腐败，人民揭竿起义，其中最主要力量来自和尚
北魏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导致了大批人民揭竿起义。大家好我是原创作者暝色入高楼，每天持续为大家带来原创内容，分享北魏末年的故事。
魏孝文帝的改革排除了保守势力的阻挠，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鲜卑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通过改革得到了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又痒又痛的矛盾，通过改革也有所缓和。但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原则下进行的改革，以及门阀制度的重新确立，都进一步加深了北魏社会的阶级矛盾。
北魏均田令颁布以后，农民重新被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剥削对象增加了。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下，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上升的现象。由于均田令并没有限制土地买卖和兼并，贵族，官僚和地主都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占有的土地。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累世名门大族，都霸占着大量的肥田沃地。宣武帝时，河南大族杨播为华州刺史，以“借”的名义大肆强占民田。他的弟弟杨椿不但夺民田业，还盗种官府牧田达三万四千亩。
孝文帝死后，北魏的政治日趋腐败。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元晖为吏部尚书时，“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也各按等差定价。有人称吏部为卖官的市场，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中央的大官以卖官受贿为业，地方官吏则以勒索聚敛为生。元诞为齐州刺史，贪残暴虐，甚至连农民的牛马骡驴，也被逼夺。有一个沙门为他采药，元诞问。“师从外来，有何消息?”沙门回答说，“唯闻王贪，愿王日离任。”元诞厚颜说，“齐州七万户，我来以后，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生活都极端骄奢淫逸。宗室贵戚争修华丽的园宅，互相夸耀。“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经常击筑吹笙，丝管迭奏，通宵达旦。元雍一顿饭的费用数万钱，饮食之豪奢达到惊人的地步。河间王元琛以银糟喂马，以金为锁环，府库内堆积的锦厨珠玑，冰罗雾觳、绫葛丝绢和金钱不可计数;宴请诸王用的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都是西域所产，极其精美。他曾对人夸耀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过着穷苦不堪的生活。北魏政府本来规定户调绢每匹长四丈，可是有的州刺史向人民征收时，却要求每匹须长七、八丈。除租调外，兵役和徭役也使人民不得喘息。由于北魏不断向南朝用兵，兵役和徭役日益加重，以致“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服兵役的农民困苦万端，受尽镇将的欺凌和压榨。强壮有力的，被驱使去从事抄掠，所获财货，全归镇将，如遇强敌，就有被俘而沦为奴隶的危险。
北魏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反抗，大力提倡佛教，兴建塔寺。魏宣武帝在洛阳修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又在伊阙山开凿石窟。孝明帝时在洛阳城内建永宁寺，有九级塔一一座，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钉五千四百枚，僧房都用珠玉锦绣作装饰。由于统治阶级纷纷造像立寺，当时寺院的数目十分惊人。宣武帝延昌年间(公元--年)，北魏境内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以后寺院数目又有大量增加。
北魏的寺院通行着等级森严的教职制。在近二百万僧尼中，只有一小撮增侣地主居于特权地位。他们掌握着寺院财产,结交官府，通过赐与、施舍和掠夺等方法，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手。文成帝时，昙曜曾奏请以平齐户和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的农户作为僧衹户，实际上等于寺院的依附农民；又请以罪犯和官奴作为佛图户，专供寺院洒扫，并为寺院种田输粟，实际上等于寺院的奴隶。
僧祗户和佛图户所受的剥削非常残酷。宣武帝时，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被迫成为僧祗户，因经不起压榨而自杀的就有五十多人。寺院里的下层僧众，也同样受着高级僧侣的奴役。不少僧侣地主还利用僧祗粟放高利贷，讨债时不问水早灾害，“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对贫苦农民肆意侵夺。
由于大量农民逃到世俗和僧侣地主那里，封建国家控制的剥削对象减少，收入也就减少了。北魏政府屡次检括户口，搜捕逃亡农民，但并不能制止农民逃亡的浪潮。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农民起义，包括下层僧侣的起义，终于象烈火般燃烧起来了。
孝文帝颁行均田令后的第四年，即太和十三年(公元年)，在兖州爆发了王伯恭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太和十七年(公元年)七月，孝文帝率军南下，北地人支酉在长安城北起义，秦、雍间七州人民起而响应，人数达到十万。太和二十三年(公元年)，幽州王惠定聚众起义。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年)，齐州柳世明也聚众而起。其后，秦州、泾州、汾州、河州等地都陆续有农民起义。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对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此伏彼起，起义的风暴始终未曾停息。
在北魏末年的人民起义中，沙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还在孝文帝时代，已经有人上书说僧众毁谤朝廷，应及早禁绝，以免发展成“赤眉黄中之祸”。太和十四年(公元年)五月，平原郡沙门司马惠御聚众起义。以后，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年)有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僧人刘慧汪起义。延昌三年(公元年)有幽州(今北京)僧人刘僧绍起义。延昌四年(公元年)有冀州僧人法庆起义。
由于佛教被用来作为北魏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北魏统治者又是僧侣地主的政治代表和庇护者，因此，这些沙门起义往往把反对僧侣地主的斗争同反对北魏统治者的斗争结合一起。法庆起义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借用佛教异端的宗教语言，喊出了农民革命的口号。起义军攻下渤海郡,处死北魏官吏，“所在屠灭寺舍，斩戳僧尼，焚烧经像”。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北魏末年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给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而对北魏政权打击最重，促使其迅速土崩瓦解的，则是六镇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人民受到地主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最终爆发了大批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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